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《社会月报》。

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“杂”

志了。

而最“杂”

得有趣的是题为“大众语特辑”

的八月号。

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，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（关于大众语的意见），而“压轴子”

的是《赤区归来记》作者杨邨人氏。

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“原则上”

的争执罢。

鲁迅先生似乎还“嘘”

过杨邨人氏，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，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？

苦的只是读者，读了鲁迅先生的信，我们知道“汉字和大众不两立”

，我们知道应把“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”

的“‘大众语’的雏形，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”

。

我们知道“先驱者的任务”

是在给大众许多话“发表更明确的意思”

，同时“明白更精确的意义”

；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“进步的”

思想写“向大众语去的作品”

。

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，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，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，破产无余，……“维持已经困难，建设更不要空谈。”

还是“归”

到都会里“来”

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。

于是，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，昏昏沉沉，莫明其妙。

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，但是太调和了，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。

变成“戟门坝上的儿戏”

了。

照这样的阵容看，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。

关于开锣以后“压轴”

以前的那些“中间作家”

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，本想略抒鄙见，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。

关于这一案，我到十一月《答〈戏〉周刊编者信》里，这才回答了几句。

《门外文谈》是用了“华圉”

的笔名，向《自由谈》〔5〕投稿的，每天登一节。